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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改革有是颇为感慨，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虽然不是很普遍，但这也绝对属于有代表性的事。这件事的要点倒是不在工钱归谁拿，而是牵扯到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道德伦理问题，体现在这个案子上，也就是子女告父母或者父母告子女这个问题。
在古代，父母告子女，那可就是附逆的大罪，甭管有理没理，父母到衙门告子女了，子女一律先打一顿再说，当官的连官都会没了。
在这个案子上，就是年轻女子的婆婆以这个为要挟，把原本该属于年轻女子的工钱给拿走了，而年轻女子则没任何办法，
这件事，实际是新的道德伦理和旧的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事很小，可绝对有代表意义，或者说，是风标性的东西。
若是这个时代无需变革，那大可由着旧的伦理道德延伸出来的法律去处理，那个年轻女子也势必无法拿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时代无需变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女子在外面做工，这种问题出现的概率会低得多，官员们循着旧例随意的判一下就可以了事。杨改革也无需为这个事费神。
可这个时代，却是需要变革的一个时代，由旧的伦理道德所延伸出来的律法必定会和新的道德伦理价值相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是必须要解决的。说得更简单前卫一点，杨改革需要重新“立法”“释法”，需要更新和改变的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还有随之延伸出来的律法。
在这个时代，在伦理的层面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是适合如今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的，在维护这个时代的稳定性方面有着不错的用处。
但，显然，这一套东西不可能再用到杨改革即将改变的世界里，若是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到工业化社会，这无疑是滑稽的。难道那机器遇到父亲了就多转几下？见到儿子来了就少转几下？这显然不可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西，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已经明显的落后了，伴随着他延伸出来的律法，也必定是要落伍的。
杨改革在试着宣扬“民生，民权”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不管是好是坏，至少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更加的适合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势必要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变化发生变化，民生，民权这些东西也算是伴随着时代而来了，当然，这是杨改革为明朝选择的伦理道德范畴。
民生则代表着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这是最基本的权利；而民权，则是个更广泛的权利，就比如这取得工资的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
杨改革虽然一直说自己要如何如何改革，要如何如何的变革，如何如何的，可实际，遇到这种事，也够杨改革头疼的。这种事，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还有不少，可见传统力量之强，改革可真的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以暴力革命来推动时代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更轻松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样的话，一切确实简单明了，没有自己这般繁琐。
治大国如烹小鲜，杨改革觉得自己这已经不是烹小鲜了，这是在控制细胞级的物质变化。
“那卿家觉得该如何判呢？”杨改革问道。
“……回禀陛下……，这……”刘宗周颇为为难的说道。这事若是按正常的来判，估摸着，那个子女先得挨一顿板子再说，连带着那个红衣女子只怕也是讨不了好的。这事如他说的，即便是有皇帝的女人去出头，这事也不该闹到公堂上去，闹到了公堂上，那形式就完全变了。那个女子的婆婆以这个为要挟，也不是没道理的。
杨改革早已接到这件事的报告了，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见刘宗周为难，知道刘宗周为什么为难。
对于这件事的解决办法，杨改革也想过很多，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重新“释法”，说立法杨改革还没那么大的口气和能耐，至少得先试下水再说，在这种事上，即便是杨改革，也不敢说自己能以一己之力对抗几千年的传统。这份压力之下，杨改革即便是以如今的能力和威望，也得掂量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