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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洛阳内外气氛很微妙。
对于河洛之间普通的生民而言，王师壮功、覆亡河北的羯国，意味着持续多年的征发战事将要告一段落，或许还达不到兵戈悉止的程度，但凭行台王师之强大善战，各方边患都可从容收拾，不会再有什么规模宏大的全面战争过多压制民生种种，大治之世将要到来。
可是越接近中枢上层，普遍的便不如民间恬淡自足，而是充斥着一股焦躁的氛围。越接近权力的中心，这种氛围便越强烈。
究其原因，自然与晋帝退位、典午归命有关。虽然启泰改元、行台治世至今已经将近十年之久，江东台城早成虚设，皇帝的存在感也被冲淡到几近于无。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特别是对于一些恪守章制的上层人物而言，虽然尊位的空虚并没有给行台执政带来什么实际的影响，但行台终究不是正式明确的中枢机构，多多少少存在着名不正言不顺的意思。
当然，如今梁王沈维周无论权势还是威望都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巅峰，如日中天。即便抛开别的都不说，单单凭着那殊功新创、勇武敢战的几十万王师大军唯梁王马首是瞻，这种状态也可以持续很久，不会发生什么大的骚乱。
但时势终究不可长久的停滞于此，世道是必须要尽管进入下一个节奏。时流人众也都明白，尽管局势已经异常的分明，但想要让世道跨出这实质性的一步，仍然需要一个契机。
在典午归命的过程中，龙门辩议算是狠刷了一把存在感。所以也就有许多的时流，将此当作一个推动世道继续向前的战场，于此胜论世道下一步将会何去何从。
龙门议场可以说是在野贤流的一个主场，虽然也有一些官员加入其中，但却不占主流。而作为在仕之人主场的行台，这种焦躁的气氛同样有增无减。
如果说在野之众胜论此中，还是怀揣着迫切希望世道能够更进一步、行入正轨，那么行台上上下下在职者的愿望要更加强烈与直接，因为这关乎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可是从九月中皇帝宣布退位，到梁王集众于龙门凭吊义主，时间很快便又过去了十几天，行台最顶层仍然没有什么确凿消息流传出来，这就不得不让人倍感焦灼、急不可耐了。
在这种氛围之下，首先出现打破僵局的声音来自于荆州，荆州刺史庾怿上奏行台，羯患虽亡，四边仍有不靖，胡虏之众不乏称长僭尊之狂悖凶贼，诸夏之地、天眷邦国，权宜之态不可久持，南北黎庶并诸夏耆老俱都渴求圣君称制，奉天承运，威慑诸夷。
荆州奏书入洛未久，行台治下各边方伯俱都陆续启奏。有的言辞尚还含蓄一些，有的直接明言梁王功大当国，除此之外，世道再无余子。
但就算如此，行台最上层还是保持着沉默，那种沉稳姿态简直让耐性差一些的人焦虑得摧断心肠。
当然也不乏有识者很快察觉到当中一丝隐情，那就是世道中至今无有传国玺这一象征着“受命于天”的国器消息。传国玺虽然只是一个死物，但却上追秦世，始皇帝执此号令天下。而在龙门辩议之中，论及晋世衰亡，传国玺的遗失更是被频频提及，被当做晋祚气数耗尽的重要凭证。
此前晋帝退位，虽然不曾言及传国玺得失问题，但也正是因为传国玺的亡失，让晋帝久被世道嘲为白板天子。如今行台所以按捺不发，必然也是与此关系极大。
这一猜测很快便流传开来，诸种议论甚嚣尘上。许多人有感于梁王一扫旧弊、不愿法于江东白板临朝的窘迫，但更多的人则觉得梁王履极已是众望所归，岂能因此死物得失而困顿不前。不管议论者看法如何，很快时流便也意识到，传国玺得失已经成为梁王履极一个关键所在。
不乏时流暗忖，梁王此刻大概也应该是焦灼难当，深受此事困扰。虽然传言中传国玺旧为羯主石虎所执而石虎如今已经伏诛，但当时兵荒马乱，一件死物遗失再正常不过，若为不识者所得，或许往后多年都隐世不出也极有可能。
不过凡作此想者，若能有幸得见梁王目下生活状态，大概就能体会到何谓皇帝不急太监急。
这一天，同样也是日上三竿，梁王才步出居舍，但身上还只是穿了一身居家时服，全无会见宾客或是前往行台的打算。
邸中仆役苦着脸忙不迭再去准备餐食，却不敢抱怨梁王起居作息混乱打乱了他们一整天的事务安排。类似的忙乱已经不是第一次，大概从九月末典午归命消息传至洛阳之后，梁王的作息便乱了起来，全无规律可循。
沈哲子对此倒是乏甚感想，他只是想给自己放一个短暂的假而已。太久远的前事且不论，单单过去一整年的时间，他都在河北督战，虽然无需亲上战场，但若讲到劳累辛苦，自问不逊于王师上下所有将士。
